漢鄭玄註，唐孔穎達疏。《隋書·經籍誌》曰：「漢初，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，時無傳之者。至劉向考校經籍，檢得一百三十篇，第而敘之。又得《明堂陰陽記》三十三篇、《孔子三朝記》七篇、《王史氏記》二十一篇、《樂記》二十三篇，凡五種，合二百十四篇。戴德刪其煩重，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，謂之《大戴記》。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，謂之《小戴記》。漢末，馬融遂傳小戴之學。融又益《月令》一篇、《明堂位》一篇、《樂記》一篇，合四十九篇」云云，其說不知所本。今考《後漢書·橋元傳》云：「七世祖仁，著《禮記

漢鄭玄註，唐孔穎達疏。《隋書·經籍誌》曰：「漢初，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，時無傳之者。至劉向考校經籍，檢得一百三十篇，第而敘之。又得《明堂陰陽記》三十三篇、《孔子三朝記》七篇、《王史氏記》二十一篇、《樂記》二十三篇，凡五種，合二百十四篇。戴德刪其煩重，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，謂之《大戴記》。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，謂之《小戴記》。漢末，馬融遂傳小戴之學。融又益《月令》一篇、《明堂位》一篇、《樂記》一篇，合四十九篇」云云，其說不知所本。今考《後漢書·橋元傳》云：「七世祖仁，著《禮記章句》四十九篇，號曰橋君學」。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，成帝時嘗官大鴻臚，其時已稱四十九篇，無四十六篇之說。又孔《疏》稱《別錄》：《禮記》四十九篇，《樂記》第十九。四十九篇之首，《疏》皆引鄭《目錄》，鄭《目錄》之末必云此於劉向《別錄》屬某門。《月令目錄》云：「此於《別錄》屬《明堂陰陽記》。」《明堂位目錄》云：「此於《別錄》屬《明堂陰陽記》。」《樂記目錄》云：「此於《別錄》屬《樂記》。」蓋十一篇今為一篇，則三篇皆劉向《別錄》所有，安得以為馬融所增。《疏》又引元《六藝論》曰：「戴德傳《記》八十五篇，則《大戴禮》是也。戴聖傳《禮》四十九篇，則此《禮記》是也。」玄為馬融弟子，使三篇果融所增，玄不容不知，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？況融所傳者乃《周禮》，若小戴之學，一授橋仁，一授楊榮。後傳其學者有劉祐、高誘、鄭玄、盧植。融絕不預其授受，又何從而增三篇乎？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，《隋誌》誤也。元延祐中，行科舉法，定《禮記》用鄭玄《註》。故元儒說《禮》，率有根據。自明永樂中敕修《禮記大全》，始廢鄭《註》，改用陳澔《集說》，《禮》學遂荒。然研思古義之士，好之者終不絕也。為之疏義者，唐初尚存皇侃、熊安生二家（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為皇甫侃，以熊安生為熊安，二人姓名並誤，足征校刊之疏。謹附訂於此。）貞觀中，敕孔穎達等修《正義》，乃以皇氏為本，以熊氏補所未備。穎達《序》稱：「熊則違背本經，多引外義，猶之楚而北行，馬雖疾而去愈遠。又欲釋經文，惟聚難義，猶治絲而棼之，手雖繁而絲益亂也。皇氏雖章句詳正，微稍繁廣。又既遵鄭氏，乃時乖鄭義。此是木落不歸其本，狐死不首其丘。此皆二家之弊，未為得也。」故其書務伸鄭《註》，未免有附會之處。然采摭舊文，詞富理博，說《禮》之家，鉆研莫盡，譬諸依山鑄銅，煮海為鹽。即衛湜之書尚不能窺其涯涘，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。